黎元洪
黎元洪(1864年—1928年),字宋卿,汉族,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中国北洋政府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晚年投资实业。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黎元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功大于过者,亦有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

人物生平

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14岁随父移家北上,寓居天津。

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4年编入北洋水师。

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投海遇救,即得清廷官吏之青睐始为鲁抚送南洋侯差,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派充自强军翻译并监修南京狮子山炮台,炮台建成后兼任教官。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调黎充湖北护军马队营帮带,遂派往日本见习。

1895年应两江总张之洞电召赴宁,曾三赴日本考察军事、政治,颇受器重。

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

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

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后随镇改编。

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率部参加彰德新军秋操。

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2月,南北和议告成,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任理事长,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为排除异己,将原8个师的军队改编为3个师。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1913年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10月6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但袁对黎元洪在鄂视为心腹之患。12月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元洪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黎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12月15日,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而国务总理段祺瑞独断专行,演成“府院之争”。翌年6月,黎元洪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弃职。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6月黎元洪辞职赴天津。

黎元洪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又于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

1920年,黎元洪眷念故乡,捐资拆迁黎家河祖遗的一间半屋,修建黎氏宗祠。内设孝义小学堂,聘请塾师一人,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都由黎元洪负担。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黎死后,以国葬的形式葬在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

193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早年军旅

同治三年(1864年)10月19日(阴历九月十九日),黎元洪生于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木兰乡东厂贩沙岗岭。史载,幼年黎元洪“头角峥嵘,具厚德载福之像”。黎元洪出生之日是民间传说的观音出家之日,故而打小他就被家人寄予厚望。史称黎氏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名为元洪两字,亦大有深意。盖隐以元末之朱洪武朱元璋)自居,而又含蓄自然。还有一说认为,黄陂黎氏乃洪秀全的同族,黎元洪本姓洪,不姓黎,其名字隐含有原系姓洪之意。黎家虽靠近县城,但周边却很荒凉,有着无数的农田和大片的荒野。除了几处只有富裕人家子弟能够上得起专教经书的私塾外,没有一所学校。黎元洪幼年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居住在乡下,生活艰辛,只种了很少田地。为改变生活窘迫的现状,父亲黎朝相迁居县城,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族人介绍,黎元洪决定投军效力,投奔天津北塘的游击守备,全家也随父迁居北塘。同治十二年(1873年),黎元洪师从当地著名教习天津的李雨霖学习四书五经和作文。

在晚清以科举取士的时代,黎元洪却没有追逐功名,所以他没有坚持走这条通过传统教育以科举考取功名而改变人生的道路光绪九年(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海军知识学习,这也是黎元洪接受正规的新式海军教育的开始。天津水师学堂是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的培养北洋海军人才的学校,施行英式海军教育,开设英国语言、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并习经史文义,训演枪炮、鱼雷、机器等外国水师操法;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北洋水师学堂因而被时人推崇为开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壮举。黎元洪在学习中擅长轮机驾驶的技术,对引擎修造学尤其感兴趣,在水师学堂中的刻苦程度最高。因其学习成绩斐然和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推重,年终被学校特予嘉奖。光绪十四年(1888年),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北洋大臣李鸿章赏给他六品顶戴,并给予其把总的职位。此后,他被派至北洋水师来远号快船见习海军技艺,有海道、驾驶、帆缆、枪炮、列阵等训练项目。

元洪训练时与同事关系颇为融洽。光绪十六年(1890年),黎元洪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赴广东广甲舰,充当三管轮,负责巡视琼崖、虎门、汕头,管理机器开关、拆洗及保养事务,兼管储料生火诸事。他勤于职司,大多数时间都在南方沿海进行巡视。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黎元洪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清廷批准先后从把总晋升为千总。又自广甲三管轮拔充为二管轮。由六品顶戴赏换五品顶戴,只领功牌。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来参战。广甲舰是铁肋木壳船体,平时为教练及安放鱼雷之用,较之日人的钢甲兵舰的威力相差甚远,对于猛烈的海战自然很难抵挡。在9月17日的黄海战役中,广甲舰触礁搁浅以致未能行驶。为躲避日军的追捕,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及此,黎元洪结束了为期十二年的海军生涯,告别了曾尽心效力的北洋水师。

大练新军

甲午战后,清政府认识到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己是当务之急。为防患于未然,他们更是大举修筑军事战备和招揽海军人才。两江总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设延才馆,发布檄文聘请水师学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投奔效劳。张之洞接见黎元洪时,询其海军经历及建造防御工事的观点后甚是欢喜,认为黎元洪是忠诚可靠且有能力之人,遂委以监造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他亲临险要的工地,勤奋监工,风餐露宿。竣工后又先后被委任为炮台总教习和专台官。张之洞对黎元洪有知遇之恩,是黎元洪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他给黎元洪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应张之洞之召随同黎元洪回到湖北家乡,在湖北枪炮厂负责监制快炮,从此结束二十余年的北漂生活。张之洞到湖北后继续编练新军,加强军事建设。因为湖北居长江上游,多有会党人员出没,故而应该多驻兵拨款,黎元洪以此为由,向朝廷奏请将自强军中己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往湖北,扩充而为前后两营,编成湖北护军,作为湖北练兵的模范。湖北新军的营制仿德国军制,张之洞任黎元洪为护军后营帮带,五品顶戴尽先补用千总;后又以黎擅骑术,任为马队管带。在湖北护军编练取法上,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教、同文、同俗,而且军事变革已经初见成效,所以中国想要学习欧美各国的军事制度,应该先以日本为阶梯,遂从学习德国转而师法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七年(1901年),在湖北当差的黎元洪受张之洞委派,先后三次到日本留学考察军事教育和观摩仙台大操,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逐步充当了清末军事现代化风潮的地方军制改革的先锋。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国后都写下日本军事考察报告送呈张之洞检阅,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学习考察后归来的黎元洪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被提拔为各营教练官,又兼训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黎元洪得张之洞保举侯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又开始推行清末新政,湖北开各省风气之先,加紧施行。黎元洪奉命协助办理将绿营、防营结束后,又增招新兵,扩充武备学堂设备。在日本所学的西式教育的洗礼下,黎元洪的军事思想开始进入了湖北最高军事决策层的视野,并付诸实践。张之洞先后多次采纳他的军事改革建议:一是规定水陆各营所辖兵勇凡遇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二是将武备学堂及防营将弃学堂合并改为武高等学堂,另设武普通中学堂。前者为张之洞军事学堂体系中的高等军事教育机构,后者为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武高等学堂程度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等,为武普通中学堂毕业学生升学之地,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三是湖北省会开办警察,从各营选拔优秀士兵进行训练后充任。因在军事实践中表现突出,黎元洪的仕途平步青云。

平步青云

在镇压自立军起义和庚子汉口起事后,从免补千总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授三品顶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奉命统带护军前锋四营,旋即提为清军协统,紧接着又升任第二镇统制兼护统领事,开始指挥张之洞麾下最精锐的新军部队;嗣后,他又提调兵工、钢药两厂,兼理丝麻纱布四局会办。此间,他率师阻击英、德舰队驶入长江;协助建立了两湖劝业场及益智场、省城外火药库两所,颇有建树,受到清廷的嘉赏。黎元洪在新军建设上的积极努力,不仅使湖北军事改革走上了正轨,而且在官兵素质和军事教育等方面,为新型军事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湖北新军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黎元洪还兼管了六楚舰队(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等六舰)和四湖雷艇(湖鹏、湖鹊、湖鹰、湖集等四艇),实际上掌握了长江舰队,把持了湖北陆军和水师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班监督、黎元洪的受业之师萨镇冰调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这为师徒二人加深接触到日后提供援助搭建了很好的外部基础。次年,清政府派袁世凯与兵部侍郎铁良为阅操大臣在河南彰德(今安阳)举行秋操。湖北方面由张彪、黎元洪选拔人员参赛。黎元洪指挥得体,能与各省新军争胜,当场获得“军容盛强,士气锐健,步伐技艺均己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好评。鄂军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等奖励。黎元洪因此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不久,张之洞奉调入京。赵尔巽为湖广总督,欲以黎元洪代张彪为第八镇统制。黎元洪力辞不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黎元洪又兼任中军副将,不久即卸与张彪。宣统元年(1909年),黎元洪兼任武昌陆军特别学堂会办。他每逢外籍教习在校讲课时,常常列席旁听,与学生共求深造。先后听取日人教习铸方炮兵大佐及寺西步兵中佐等人讲述炮兵学及诱导计划等课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间,黎元洪一直在湖北担任重要职务训练新军,他知兵爱兵,和新军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此同时,随着湖北革命力量的渗入,他所带领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集结了大量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力量。随着清末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明显,成为清政府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希望争取到的盟友。对清政府而言,黎元洪是其镇压随时可能发生的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清政府国家机器腹部上一支重要触手。对革命党人而言,黎元洪使他们颇具好感,争取其反正对领导起义、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具有特殊的带动作用。

军府都督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夏,在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刺激下,湖北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保卫铁路权益的斗争风潮。时任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的张之洞主张由“自办”转为举借外债,推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政策。各界人士听说,都惧怕利权为外国攫取,群情汹汹,奔走呼号,力阻借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黎元洪身为湖北军界的领袖人物,以军界代表的身份成为湖北保路筹款组织“铁路协会”的成员。后来在公推保路会赴京请愿代表时,黎元洪虽为众望所归,但由于军界统领身份不宜出任代表而作罢。有人认为,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之先声,黎元洪之所以在起义之后被举为大都督,与此时黎元洪的举措息息相关。

宣统三年(1911年)9月,武昌局势日渐紧张。南湖炮队失事给湖北当局很大震惊。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领导机关不得不分散设置,采取隐蔽措施。10月2日到3日,黎元洪和瑞徵、张彪、铁忠等人两次召开紧急会议,策划防卫措施。因湖北省总军火库楚望台乃军事要害,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兵士替换革命党人居多的工程第八营兵士驻守,以防滋生意外。黎元洪反对。 张彪考虑到工程第八营隶属自己的第八镇部下,为防人指摘,遂认同了黎元洪的建议。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革命党人仓皇逃避,武汉三镇革命机关遭到清政府的大肆搜捕和围剿。随后,黎元洪被瑞徵委以按收缴的名册大行搜捕革命党人的任务。黎元洪害怕酿成巨变,于是向瑞微请示,请求适当地改变处理方法。瑞徵怀疑黎元洪怀有二心,严词申斥,立即派遣张彪率宪兵驰往工程营搜捕革命党。黎元洪认为杀了三个革命党,搜获了革命党的秘密名册,名册上很多是军中兵士,在军队中恐怕要出乱子了。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坐镇协司令部一一第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的左旗营房,黎元洪得知驻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辍重队纵火起事时,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并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加意防范,又用会议形式,集官长于一室,借以延宕时间。黎元洪将四十一标全体官佐召集到会议厅,目的是防止他们发生哗变。然而此时军心动摇,黎元洪也无法控制。这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形势发展与自身将来处境息息相关。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集议革命不能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要马上请出一位德高望重、为国人所熟知的领导人,组建军政府。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帅、大元帅

南北和议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就发表了任职以来的首次演说,分析指出当前革命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指出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族的统治,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并同意就任大都督之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大了湖北的作战力量,除湖北提督张彪率部继续驻扎汉阳外,还派出冯国璋率领的陆军、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抵达汉口作战。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黎元洪刚履任都督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内部的压力主要是军政府权力分配问题,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为众望所归的、敢上前线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和外省开赴湖北的援军悉归其节制调遣。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革命党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图自救,武汉保卫战进行得非常惨烈。与此同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有利。革命形势的变化拉开了南北议和的序幕。10月到11月之交,袁世凯嘱意曾任湖北新军管带、时为袁府幕僚和湖北籍道员的刘承恩,先后三次向黎元洪致函提出,南北战事应趁清廷下罪己诏悔过的机会暂且和平了结。对此,湖北军政府商议了权宜一时之计,即主张利用袁世凯反戈,只要袁世凯不反对革命,即推戴袁世凯大总统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虽居心巨测,但和平解决之意已明,遂继续边剿边抚、边打边拉来斡旋。11月10日,在黎元洪发出通电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以一军权的同日,袁世凯派出全权代表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携其手书到武昌都督府与革命军议和,并向湖北方面提出: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立刻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湖北军政府则向袁世凯提出如果能顺从民意,则同意袁世凯的条件。不然,即使国家和人民受涂炭之祸,也不能屈从袁世凯。黎元洪虽然同意议和,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根本条件。

从首义之初袁世凯诱和到清帝退位这段南北议和期间,黎元洪主战的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的,而是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在袁世凯幕僚游说黎元洪当前战事不能长久,当有议和转机,希望和平了结时,黎元洪所作复书语气恭顺。对袁世凯提出在实行君主立宪的基础上两军息战的议和条件时,黎元洪的反应温和,都可以考虑。 停战议和是袁世凯瓦解革命力量的杀手铜的目的。12月9日,南北双方签订正式停战协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起义斗争至此告停。

民初政争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同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等首义诸人在上海成立民社,创办机关报《民声日报》,大力宣扬卢梭民约论》中的民主思想,拥护黎元洪为首领,与同盟会争权,公开与同盟会对立,跟临时政府分庭抗礼。黎元洪和民社的结合,双方都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民社依靠黎元洪,可以借首义领袖人物的威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达到干涉临时政府政治安排的目的。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黎元洪就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时指出:“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因为袁世凯出仕清廷而未被当选,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惋惜。如果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那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表现出了对袁世凯的推崇之情。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他对孙中山领导下的临时政府组成班子的不满。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汉方面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方面在财政筹款、国旗式样选取、定都等问题的决策上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势下,南京临时政府施政有来自内部的强大阻力,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起来显得异常的艰难。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或为争权夺利,或为挽救革命成果,因而同室操戈的现象时有发生。黎元洪处于武昌权力集团的中心,在政府的内务、财政、外交、秘书厅等要害部门大量启用自己的旧部,拓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这进一步激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遂而引发一起起推倒黎元洪的运动。但倒黎又往往以未遂告终,由此所引发的则是黎元洪通过实行对党人的大肆镇压来“清君侧”。双方的剑拔弩张使没有掌握政权和正规军队的革命党人队伍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双方枪林弹雨的较量也就表现得异常血腥,“黎屠夫”之名更是因此不胫而走,广为传播。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血洗和镇压,也使他牢牢地控制住了湖北军政大权。此间,黎元洪联袁反孙的政治路线,不但加速了葬送辛亥革命成果的步伐,也给整个民初政治扑朔迷离、反复无常埋下了历史的祸根。

疏远帝制

赣宁之役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在国会中占半数议席之上的国民党议员开始分化。民国二年(1913年)8月5日,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10月6日,国会议员在袁世凯一手安排的要挟之下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随后,黎元洪应袁世凯之邀离开武昌,入京履职,居住在有“小蓬莱”之称的的中南海瀛台。12月22日,黎元洪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主张给资遣散议员,解散国会,以政治会议取而代国会。前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就相继解散国民党、召开“政治会议”、解散国会、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等,清除了他走向专制独裁道路的政治障碍。

民国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把总统权力扩大到和皇帝一样的《中华民国新约法》,替代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并规定“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所有参政由总统任命。6月21日,由70人组成的“参政院”正式成立,代替了以往的国会,黎元洪出任院长,为袁世凯向专制政权进发装点门面。此时,袁世凯依靠封建军阀武装已在全国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其帝制自为活动也随之日嚣尘上。对于袁世凯所进行的一系列帝制活动,黎元洪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他首先是请辞本兼各职,试图从帝制活动中抽身而退。黎元洪在参政院的演讲中声明,此次会议期间,决不涉及参议院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并拒绝出席参议院会议,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并向袁提出回湖北原籍修养的要求。袁世凯担心放虎归山,对此一律不予批准。黎元洪遂将居所由碱台迁往东厂胡同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在册封令下达之时,黎元洪委婉地拒绝。此时,各省督军、巡按使、镇守使、都统、巡阅使等纷纷以“东厂胡同黎亲王”、“武义亲王”、“黎亲王”等不同的电头致电向黎元洪表示祝贺。但黎数次拒绝了袁世凯各种变换招数的册封形式。

护国运动发生后,以云南、贵州起兵反对帝制最为剧烈。为消除战争,稳定大局,民国五年(1916年)3月28日,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的第六天,副总统黎元洪就邀集辞职引退的原国务卿徐世昌、时任参谋总长兼代理国务卿段祺瑞联名就滇黔息兵问题四发勘电。滇黔问题最终在黎元洪等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蔡锷唐继尧等人考虑到袁世凯己宣布取消帝制,遂放弃与中央的割据和战争,共建民国。民国五年(1916年)5月7日,西南四省倡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宣告:“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一职,依法由副总统黎公继位。”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去世。

府院之争

民国五年(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就职大总统后,各方来电请求恢复“民元约法”(民国元年约法)和“民二国会”(民国二年国会)制定之大总统选举法,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废除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四日后袁氏伪制,惩办祸首。所有措施须依临时约法,以解时局纷扰之祸,慰人民望治之心,固民国根基之本。

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坚持袁氏约法,主要是出于维护北洋军阀的合法地位的考虑,有利于段祺瑞独揽大权,武力统一全国;如果约法恢复,延伸而来的就是要恢复国会,这个以国民党议员居于优势地位的旧国会当然也就会成为他实行军事独裁的障碍,所以段一再坚持不肯恢复旧约法和旧国会。革命党人和护国军政府方面坚持恢复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实际上也是为了打破北洋系专制独裁的局面,重新使中央政府回归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来。民国五年(1916年)6月27日,黎元洪致电冯国璋商谈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指出临时约法束缚了行政的顺畅,应当速速筹措召开宪法国会开会。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离不开段祺瑞的拥护和支持。段祺瑞拥护黎元洪就任也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为维护这种相互依存关系,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织责任内阁。段祺瑞由于有着强大的北洋军和除西南六省外的各省掌握军政实权的督军和省长的支持,对手无武装实力、仅依存于国会的黎元洪不放在眼里,继续推行自己的军阀作风。在对德参战等问题上,双方斗争和矛盾急剧升级,引发了激烈的府院之争,其结果是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策划武装倒黎。民国六年(1917年)5月,张勋在徐州邀开督军团会议,正逢段祺瑞被免职,与会各省督军群情激愤,痛骂黎元洪和国会。张勋则乘机盘算着借驱黎之名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

民国六年(1917年)6月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北上,7月1日张勋进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即位。出于对张勋势力的威胁,黎元洪不得已逃到日本公使馆进行躲避。此时,广东省长朱庆润、广西省议会、江苏督军李纯等纷纷电请黎元洪勿思引退,以武力斩除张勋。7月3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誓师讨伐,剑指张勋一人,余者不咎。不出十日功夫,张勋等复辟势力即遭到段祺瑞的镇压。张勋复辟使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身份回到北京,黎元洪也因段祺瑞讨逆成功而重获自由。

法统重光

民国六年(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启程赶赴天津,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息影津门的生活。黎元洪受到企业盈利的巨大鼓舞,热心发展实业。他也曾表示:“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从而拿出自己的官傣收入、土地租金或利用个人的政治影响借债银行,先后选择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13个省和香港等地,投资煤矿、盐碱、钢铁、纺织、烟酒、食品、制药、林场、银行、证券、信托、保险、邮电等各种企业70多个,有的还亲自出任董事长,或以子女的名义担任要职,施展实业救国的抱负。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在各种利益的左右和外部武力的胁迫下,他显得孤立无援而不得不于同年6月2日辞去大总统职位。总统一席又是虚位以待。直系军阀对此虽凯觑已久,但顾忌到西南军阀、奉系和国民党的反对,不好直接登上总统宝座。早些时候,原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镰曾通过吴佩孚的部将王承斌给吴献上了“法统重光”之计,即重新拥戴黎元洪复职大总统,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其立论根据在于黎元洪的离职和国会的解散都处在非常时期,是不得已而为之,故需补满任期侯期满后再行重选。按照这一推理,其后“安福国会”选举的总统徐世昌自然也就非法,理应下台。但其用心却不在于真正的保持“法统”,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法律的尊严,而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黎元洪为跳板来实现曹、吴的总统之梦。所以,徐世昌辞职当日,曹、吴就领衔会同直系军阀17人发表通电,表示拥黎元洪出山继任总统职位。

6月6日,黎元洪发出“废督裁兵”的鱼电,颇得社会同情和部分军阀的响应。9日夜到10日早间,川、湘、汉、东三省定团体发出劝驾电凡十数通,章太炎等名流亦来贺电,加上吴佩孚发来电报解释曹、边恫吓不要顾忌,此时黎元洪出山之心“已为之动然,尚未出诸口云,但已侧注废督裁兵一层”。复职后,黎元洪面临三大问题需要着手解决。一是内阁问题,内定颜惠庆组阁;二是国会问题;三是统一问题,主要是西南和东北两部分尚未统一。同时,黎元洪虽然再次上任大总统职务,但北京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未因此停息,国会与内阁的冲突也直接反映了直系内部保、洛两派的明争暗斗,这在罗文干案引发的倒阁风潮上的表现最为集中。在直系各派的激烈争斗下,随后半年内,内阁又迭经汪大燮张绍曾署理,黎元洪也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不能自拔。

下台逝世

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反直同盟随之瓦解,黎元洪复位总统的梦想破灭。一年来的奔走呼号,使黎元洪身心疲惫。加之曹锟上台后加大了对异己的打击力度,黎元洪的生活和生存空间越发狭小,他只好选择东渡日本。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黎元洪死后,以国葬的形式葬在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193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